科学公益 | 99公益日，我究竟该给什么样的公益项目捐款？

2019年，沃启基金会在三一基金会资助下，启动了科学公益研究项目，并通过机构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邀请发展工作者周鹏博士撰文，对科学公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介绍与解读。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欢迎各位读者反馈与讨论。

周鹏

周鹏，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博士。在国际非营利组织有13年的工作经验。他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社区发展、组织赋能、非营利组织管理和知识生产等。除了实践工作外，他也为 80余家非营利机构担任过培训和咨询工作。

刚刚过去的99公益日，我收到了大约几百条微信捐赠链接， 这些新媒体劝捐资料通常都制作精美，用精心修饰过的影像和叙事呈现项目的动人之处。作为一个职业公益人，即使这么多年深入了解过不少类型多样的公益项目，也依旧会被这些深情并茂的陈述和故事所打动，生发出一种想要捐赠和点击分享的冲动。

但今年腾讯公益倡导的“理性公益”和我正在研究的“科学公益”，却一直在内心抑制着我的情感捐赠冲动。虽然99公益日在启动后的5年间，捐款人次从205万增长到1300万，筹款总额从2.28亿元增长到14亿元，但又有多少人像往年的我一样，很多时候对项目介绍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捐了钱？究其原因，要么是熟识的朋友在做某个项目，要么是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信息轰炸。总之，往年的我并不是因为对公益项目的理性判断，而是为了友谊或面子而捐款。

最终，今年我没有给任何一个99公益项目捐赠，因为我并不能从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几组简单的数据中获取理性和科学的答案：公益实践者们是基于什么原因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他们是如何设计解决方案的？这些项目活动间有什么因果关联？项目最终呈现出的有效性是什么？对推动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99公益，究竟该给什么样的公益项目捐款？我希望理性地寻找科学答案。综合过去的阅读，还有近半年和业内职业人士的交流和访问，我进一步产生了一些框架性的想法：激发我进行捐赠的项目，应当追求科学的价值、有项目创建的理论模型，开展了基于证据的实践并对项目做了科学评估。现对此分别予以阐释。

追求科学价值

科学这个词看上去讳莫如深，容易令人生畏。但从实践的层面来讲，它指的是应用严格、系统和客观的方法，获得可靠有效的知识，去支撑行动的逻辑。

对公益的实践工作而言，努力使项目的每个环节稳固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并克服主观性思维模式和观点，是公益的科学价值体现。

研究中，我查询了一些文献 (包括Earl Babble、Mary Richmond、David Royse 、Bruce Thyer、Deborah Padgget、杨文登，刘能，何雪松等作者)，希望寻找到不同的研究者对“如何在公益中体现科学性”的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课题，相关的阅读材料已非常丰富。除了基础理论和方法的阅读主题外，我尽可能选取了那些有实践经历的研究者的成果进行了分析，发现追求科学价值的公益项目需要具备以下特征：

1	公益工作过程正在发展或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具有因果关系和基于证据的推理过程；
2	用科学方法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识别；
3	根据科学调查结果，形成经过科学论证的目标，对是否可以运用公益资源进行问题干预以及干预的边界做出决策；
4	拥有实现目标的外部和内部资源；
5	对项目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划和评估；
6	对提出的社会问题采用了科学干预方法；
7	基于可观察的或可以进行实验的方法和工具，并可以生成可信的和可以归纳的结果；
8	有充足的数据和分析支持结果；
9	可以清楚和详细地描述实践过程和结果，其中包括可以归纳结果的项目特定目标人群的数量；
10	遵循同行评议的职业规范；
11	项目结果可以进行传播，并对公益领域的知识生产做出贡献；
12	能够收集、积累可比较、可复制的数据，进行分析，随着经验积累可以对之前的研究成果加以修订和改进。

科学公益反对没有充分实证研究基础就进行干预的做法。在科学价值引领下，公益实践者需要有能力对现有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进行仔细检索和批判性回顾，对以往公益实践的工作报告进行认真的审阅和评估，尝试发现过往公益工作的有效性、无效性甚至伤害性。这些实证支持的经验和知识应该贯穿于公益项目的整个工作过程。

公益工作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会让实践者在工作时陷入科学与否的两难，因此会产生疑惑：“没有实证基础的公益项目难道就不科学吗？万一可以解决特殊问题呢？” 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尤其是那些以能力建设为目标促进持续发展的社区项目，其方法论非常强调局外人和当地人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这类项目的成功与否也主要依赖本土知识、实践智慧、常识、传统和过往经验，但这个知识建构过程依旧需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工具作为基础，最终利用更加科学化的信息资源和研究结论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益服务和怎样提供服务。

创建项目的理论模型

一个有效的公益实践项目的设计和执行，需要建立在一个理论模型之上。当然，理论模型这个概念对于实践者来说，显得高深莫测又倍感压力，如果用更容易理解的语言来描述理论模型建构的过程，那就是在工作开始之前，要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主要用来对项目希望针对的社会问题进行检视：检视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是否已经有好的行动经验和研究成果等。在理论模型的指导下，产出一个行动指南，对将要解决的问题成因进行概念化分析和梳理，并对干预行动提出可行性计划。

此外，还需要充分运用相关理论和工具，去指导公益实践的工作过程。例如，公益项目中服务的核心人群，不论女性、儿童、青少年还是老年人，其行为、认知、心理和组织形式都会依据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也都会提供一套标准方法来指导工作过程，这套方法源于经过实证的社会行为、心理、认知和组织理论。

循证实践

循证实践（Evidence Based Practice，以下简称EBP）是指公益捐赠以及项目的干预都需基于其有效性的证据。这种实践方法近些年已逐渐成为全球公益界的主流话语，它通常被大型捐助者用来评估捐赠资金应该用在何处，如何发挥更大效应，被政策制定者用来评估该在什么区域实施何种类型的公共服务项目。对于公益实践者而言，“用证据说话”则是最强有力的项目执行、筹款和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工具。

根据学者对EBP证据进行的分级研究，在社会实践工作中，最高等级的证据是信誉良好的组织所做的系统综述，最低等级的证据是专业团队的建议。

图片来源 | Thyet B.A，Pignotti M.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do not exist

基于证据的实践方法，最早出自牛津大学教授David L.Sackett1997年出版的《循证医学：如何实践和教导》这本开创性的书籍，其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在临床工作中是否可以依据个人经验和智慧对病人进行治疗？EBP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结论：医生的个人经验和智慧固然重要，但这无益于建立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治疗方案必须建立在以证据为基础的工作原则和决策机制之上。实际上，循证方法的运用，最早就是在医学领域。

循证实践之所以后来被引入到公益界，是因为公益实践者面对的情景和医生类似。公益的服务对象作为个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某些情境下需要服务者的个人经验和智慧，但针对公益组织服务的人群以及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基于群体进行决策和行动，在这一层面，基于证据的实践就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性原则和方法。

大量循证医学的文献研究结果强调，即使是基于证据的医学实践模式，也必须尊重受助者的价值观，不能简单地采用研究结论支持的治疗方案（Royse, Thyer, Padgett, 2018，P.12），这一过程应该饱含人文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益实践领域，也应避免将EBP和人文主义的感性理解相互对立，即使是科学的EBP方法，也强调干预者和受助者的偏好和价值观、专业道德、资源和技能的可获取性等人文关怀。

对项目进行科学评估

公益项目的利益相关方都很想知道自己的工作最终是否帮到了服务对象，这不仅是资助方的要求，更重要的，它也是实践者自我反思和改进的重要证据基础。

在公益实践领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对项目进行评估是一项十分有用的专业技能，需要实践者不仅参与到自己设计和执行的项目评估工作中，还要学会批判性地阅读分析那些已经发表在期刊、书籍或网页上的评估研究报告，并逐渐提升能力去评价这些报告的价值。科学评估的结果可以告诉我们：执行的项目是否帮助到了服务对象？哪种类型的项目值得持续开展？面对有限资源时，公益组织该如何做出抉择？

科学公益不仅是价值和理念，也是学习和实践行动的指南。它不仅是有效服务所必须的，也是专业道德所要求的。只有在实践工作中真正应用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开展工作，才能知晓公益项目所提供的服务是帮助到了服务对象，还是伤害到了他们，或者对他们毫无帮助。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公益实践者确认自己的行动不只是基于内心的情怀，而且也采用了正确的工具和方法，迈向正确的方向。简言之，科学公益既要帮助实践者做正确的事，也要保障实践者正确地做事，从而使公益的整体有效性得以提升。

当然我也知道，在当下公益行业的发展阶段，对大多数公益组织而言，要在实践中去运用上述科学公益框架来指导和执行项目，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和挑战，需要循序渐进去引入资源，进行尝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公益组织可以从自身情况出发，从一些能够做的环节做起。

经历了三天的公益捐赠狂欢后，我的微信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跃跃欲试的公益人们再次迅速消失在茫茫的社交媒体中。或许一年后我们会再次重逢，但希望下次再会时，能看到更多经过理性和科学思考的公益项目，我相信这是公益逐渐回归理性之时的唯一应对途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凸显公益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价值，向公益行业和社会公众倡导科学公益的价值，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持续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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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周鹏

排版编辑：汪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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